2014年，费梁及其团队的成果“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相关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基础研究散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它们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的制定、物种现状的评估，以及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两栖动物的物种鉴别、种群现状的了解及其保护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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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习惯，也影响了他身边的人。江建平想，老师最大的遗憾，可能是无法亲眼见证《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两栖动物)》后两卷的出版。作为他的学生、同事，他们一定会替老师完成这个愿望，并且在两栖动物分类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继续埋头苦干。

最终，费梁一开始的“冲动”结下了硕果。1977年，我国第一本《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出版;2006年及以后，《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上中下卷编纂完成……其间，针对中国角蟾科等两栖动物特色类群的分类及其系统演化，两栖类珍稀、濒危及经济物种保护等相关研究成果陆续面世。

细察毫厘，并非没有代价。有的青蛙，只有指甲盖大小，但其进化意义又需要对其舌喉部肌肉和骨骼进行对比分析来得出。最终需要观察的样本，有时比米粒还小。谢锋回忆，1996年，费梁连续长时工作之后，曾经历过一次视网膜脱落。但由于承担的中国两栖动物志工作还未完成，哪怕手术修复后需要避免强光下的工作，他还是迅速地回到了工作中。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内的11.7万个标本中，近一半都由费梁经手。费梁还发现了不少新种(亚种)和国家新纪录物种，打破传统蛙属的分类系统，定义了世界第五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为“浮蛙科”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依据。

费梁，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馆员，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创建了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并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

摸清家底，发现新奇

当接力棒交到了费梁的手中，他继承了老师的遗志，同样演绎了“一生钟情”。今年年初，费梁的癌症已至晚期，但他仍然坚持到办公室查阅文献、校对《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两栖动物)》第二卷的稿件。张美华说，书中一些不满意的图，费梁还会亲手重绘。

中国已发现并命名的两栖动物，一共有多少种?

另一片真正的“田野”，则是在青山之间。两栖动物的行踪很隐蔽，需要大量野外调查。在上世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费梁和同事们的野外科考之路尤为艰辛，需要随身背着锅碗瓢盆和铺盖，一天最多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每年都有大约半年时间在深山老林中穿梭。

费梁的老师刘承钊一定会同意这个结论。1976年刘承钊去世后，按照刘承钊遗愿，其部分骨灰被撒放在了他“最开始的地方”--峨眉山大峨寺，那也是费梁及几代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人员踏足过近千次的地方。而他的墓志铭是这么写的:“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艰难与险阻。”

四川在线记者 文露敏 阚莹莹

在病床上，费梁对江建平说出了最后的嘱托:“你们这一辈人要继续努力，把研究做得更好，争取在世界上都有立足之地。”

2015年，在峨眉山野外科考的费梁。

中国的两栖动物物种丰富，以峨眉山为例，由于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深壑峭壁之间，就是很多动植物的栖息之所，较高的海拔跨度还带来了两栖动物的多样性。

不是没有危险。费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江建平记得，1994年第一次跟随费梁到武夷山采集一种林蛙的标本，“竹林小路的里侧是个斜坡，外面就是悬崖，我背着个包，不敢往前走，费老师说，你不往前，我们怎么回去呢?最后还是他帮我背起全部采集用具，在前面带领着我们走了出去。”

在费梁的妻子、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叶昌媛眼中，一起共事时，丈夫是一个能吃苦，做事仔细、耐心的“好学生”。而慢慢地，一开始只想为老师刘承钊减轻一点压力的“好学生”费梁，真正喜欢上了这一研究领域，“有了干好这项事业的冲动。”

【来源:四川在线】

6月17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二层的一间办公室，摆设一如往常。而房间的主人--一位高高瘦瘦，脸上总是挂着和煦笑容的老人，却再也不会按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