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of，1858—1940）是20世纪瑞典著名女作家，19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延续了19世纪欧洲的文学风尚，以歌颂爱国、博爱、和平与文明的理想主义为主要创作目标”。国内多数评论者将这部小说看作是一部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和知识传授的优秀教科书。比如，宋兆霖认为该书“不愧是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和欣赏性于一体的优秀少儿读物”；余凤高也将其归为“展示祖国的锦绣河山，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也有评论家注意到这部小说表现自然生态的一面。杨坤伦认为“小说中蕴含的大量自然知识与瑞典文化，正是生态批评所倡导的原则，即将文学与整个生态层‘密切联系起来’”。他为这部小说提供了新的理解思路，赋予研究者从自然生态层面对小说进行研究解读的可能性。本文主要从生态视角对尼尔斯的成长历程进行分析，继而对其转变的因由进行深入的剖析。

一、走进自然的尼尔斯

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是这部小说探讨的主要问题。首先，作家安排小精灵与尼尔斯相遇，自然地开启了小说的起点。尼尔斯笨拙又懒惰，还经常对动物做恶作剧。妈妈认为他：“对动物很残忍，对人也满怀不敬。”在尼尔斯固有的观念中，“人，自有高于所有别的造物的东西”。在他看来，动物与人并不处于同一层级，而且后者拥有着绝对的支配权。面对给家中带来好运的小精灵，他不仅没有敬畏之心，而且想要抓住它来得到“更大一笔财产，和更多的好处”。在贪婪和无礼驱使下，尼尔斯被小精灵变为滑稽又丑陋的大拇指小人儿。他的身体发生变化，却依旧保留人类的思维能力，表明作家有意让其亲身体验比人弱小的生命体活动。变换形体后的尼尔斯可以使用各种动物的语言，这是动物之王才拥有的特权，这个特权让他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动物。这种具有魔幻色彩的变形魔法，显然隐含着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创作意图。它让一个极度不尊重动物的男孩走进动物世界，近距离了解它们的生存状况，借此来反观人与动物之间关系。

其次，作家笔下的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几无二致，甚至可以说是后者的缩影。尼尔斯在动物界所经历的一切，既有团队合作、互帮互助，又有互相制衡、暗算谋害。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迅速，人对自然的侵扰和掠夺力度加大，那时“自然在审美中几乎消失殆尽，只剩下人的‘目的性’与‘道德’”，人与动物的关系不再像从前那样。小说中，阿卡为保证雁群的安全而询问尼尔斯的身份，公鹅莫尔滕建议尼尔斯，向雁群表明身份的时候：“坦诚大方地回答问话，但不要告诉他们你是谁。”当它们知道尼尔斯是人类后，要求他马上离开这里。因为在它们眼中“人类，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叫我们恐惧”。直到尼尔斯不顾自身安危拯救大雁后，他的处境才发生根本性转变。经此一事，尼尔斯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为自己之前的恶劣行为感到羞耻，也明白了动物与人一样富有情感。

最后，尼尔斯思想以及行为的转变表明，他对动物具有了“了解之同情”，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也产生了新的认知。在跟随雁群游历的过程中，他感受到动物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质，明白了动物与人一样，“拥有其自身内在价值，人类应该重视动物权利的伸张”。自此，他开始更加主动地去了解动物、了解自然，以平等的心态，与之对话和交流。这一转变背后隐含了作家质朴的生态观念：应该转变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注重改善和优化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二、融入自然的尼尔斯

小说中耶斯特里克兰的居民肆意向自然索取而迷失自我，尼尔斯在融入自然后回归自我，两相对比引发读者深思：人与自然万物该如何相处。尼尔斯在亲历动物面对的险境时，开始反思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行为。猎人射杀鸟群时，他十分震惊：“想想看，人类竟然想要射击阿卡、亚克西、卡克西和公鹅这样的鸟儿！人类大概想象不到他们是多么卑鄙无耻。”这表明此时他已经与动物处于同一阵营，原本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得以消解。

受伤的野鸭雅罗被陶坎湖庄园工人带回庄园。女主人和她的孩子给予雅罗无微不至的照料。尼尔斯和大雁设法使伤情好转的雅罗回到陶坎湖，但雅罗带回了引发鸟群恐慌的消息：鸟群赖以生存的陶坎湖将被填埋变为耕地。庄园女主人在外出寻找失踪的孩子时，听到野鸭、天鹅们的哀号悲叹才深觉“自己和别的生灵的距离，并不如人想得那么远……很显然，他们和她之间的距离，并不像她以前认为的那样大”。找回孩子的女主人切身体会到，在对待自己的孩子和生存的家园方面，人与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她在与丈夫商议之后，决定放弃原定的填湖计划，要与鸟群和谐相处。